12月25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向外发布了“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该研究所理事长兼创始人的茅于轼公开批评了国家政府制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耕地保护制度。同时，以茅于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抛出了三个观点，“耕地和粮食安全无直接关系”、“保护耕地致使房价大涨”、“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于是，一场网上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有对茅于轼的正面评论，更有大量针对茅于轼的个人攻击，“卖国贼”“老年痴呆”等字眼儿充斥在网络论坛之中。

从学术角度看，学术争论是可以有的，但茅于轼的言论触及了普通人认识的底线。从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看，茅于轼老人家及其研究机构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从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看，任何国家都非常重视农业产业，毕竟粮食安全问题关系着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2008年初爆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正是当时国家高层领导抛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言论，深得广大普通民众的赞同。在此笔者也不想再多驳斥茅于轼老人家的理论了，已经有很多人驳斥了，好像并不是只有茅于轼老人家一人懂得经济学吧。但针对茅于轼不当言论的口诛笔伐却显现了一个问题，即社会精英与草根阶层的文化冲突与现实利益冲突。

社会精英往往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在话语权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其社会发展建议更容易达到政治决策层。而草根阶层的观点有时根本难以到达决策层，也容易被社会精英阶层所屏蔽，毕竟社会草根并非都是缺乏学识之人。一旦双方发生文化性或利益性冲突，社会精英的优势尽显。再往坏处想，如果社会精英为谋私利而置社会草根等公众利益于不顾，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这场争论中，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其有着福特基金的支持，也就很容易使普通公众将其研究成果与为外国利益团体开路的言论产生联系。基于某些特殊目的，特殊利益集团往往都会找一些代言人，为其摇旗呐喊。从政治上说，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存在。于是，茅于轼被某些网民称为“卖国贼”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并不能说天则经济研究所此次发出的观点与社会主流观点相左就说明它一定代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毕竟，笔者并不是当事人。当下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代表精英阶层的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出现，如何协调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及其他们与草根阶层之间的关系成了决策层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作为微观经济体，企业的背后往往也是某个利益集团，在其具体经营中也会与不同利益团体发生一些联系。中国人讲究“和气生财”，但在具体经营中企业如何协调这种关系呢？这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企业切忌为赢得目标消费群对之过于谄媚而得罪与之利益相左的利益团体或更多的社会草根，否则企业的形象危机必然出现。

首先，从形象塑造及传播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点：一、企业理念需考虑社会公众所认同的认知底线，切勿因向某一部分人群献媚而遭到更多的诟病；二、在传播策略上，降低非受目标群的传播到达几率；三、通过公益活动，以改善在草根阶层中的品牌形象。

其次，在具体的经营细节上，企业应做个更有技巧。企业形象由销售终端、市场一线人员等传递出来，切勿摆出“有奶就是娘”的谄媚装。比如，终端销售员往往以貌看人，看到某些衣着不整人士冷言冷语，甚至将其撵出，比如珠宝等高档消费品店。

作为快消品品类之一，食品企业更应注意自身形象的塑造，毕竟它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以高档白酒为例，五粮液、茅台等高档白酒的消费特点是“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往往是用于礼品消费、商务宴请等。于是，一部分普通人将之与社会腐败联系到一起。毕竟，很多行贿受贿都是从吃喝而起的。或许，这些腐败并不与企业经营本身有直接关系，但这种联系一旦被社会公众强化，企业形象自然就会受损。再如在“史上最牛房管局长”事件中，由于事件发展的深入，其所抽的某高档烟也被曝光而销售大减。原因就是这个高档香烟与“腐败”等触及普通大众心理底线的敏感字眼产生了必然联系。再看看高档洋酒，它或许也会用于吃喝请客，但他们在形象塑造上却更多强调一种生活方式的情调。如芝华士广告词为“活出骑士风范”，着重强调一种生活信念和人生所追求的价值观。两种形象塑造模式相比较，后者明显技高一筹，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触及了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